这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但是，谁来铲除横亘在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几座大山，拯民众于水火，救祖国于危亡呢？

林则徐虎门销烟，魏源幻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力图“自强”“求富”，严复发出“救亡”的呐喊……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中国农民最早成为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起义，血与火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悲壮且悲愤。然而，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斗争往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不可能组成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斗争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19世纪下半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崭露头角。康有为、梁启超搞了个“百日维新”，企图在不变动现政权和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积弊修修补补，终因不为统治者所容而流产。“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狱中悲愤的慨叹。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难以避免的苍凉结局。

当历史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蹒跚地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又不得不蒙受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依然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暗淡的前景。于是，中国人在进行了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觉悟到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摒弃温文尔雅的改良之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纲领。